（配图来自网络）

明清以前，中国人世界观念非常狭隘，儒家的“内华夏而外四夷”“贵华夏而贱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且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汉代并测定世界的中心在河南登封。利玛窦来华，对于中国人的“自大”有极其强烈的感觉。

利玛窦中装像

利玛窦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1]又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2]

传教士输入的近代地理学说，引起士人的震动，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在韶州，徐光启第一次见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大为震惊。从此，徐光启开始接触并逐渐迷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

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李之藻承认：西洋书籍除历术之书外，还有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医理、乐器、格物穷理、几何原本等类书，“多非吾中国书籍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3]即便是相信“中学西源”的赵翼，也从自鸣钟、时辰表等“绝技”中，看出“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而已”。[4]理学家李光地接受地圆说后，说“中国不可言地之中”[5]

瞿式榖在《职方外纪小言》中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6]李之藻亦称：“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7]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改写地名的《坤舆万国全图》，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版本，此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扫描

《明史》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都接受了世界五大洲的说法：“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理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腊泥加洲，而域中大地尽矣。”

约在年，笃信天主教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写过一篇推崇西方文物军政的文章。他说：

三百多年前，竟有这六个“中土之不如泰西”之说，由此可见西学输入对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开阔的影响。

明末利玛窦来华，实行“学术传教”和“上层传教”策略，专与士大夫和官吏结交，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的理解和支持，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中寻找共同点，以适合中国士大夫心理和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据考证，利玛窦在广东、江西、南京、北京等地交游的中国士人有人，另有道士1人、高僧2人、太监2人，此外还有8名中国籍耶稣会士。这人中，仅29人为布衣学者，其中还有一位举人和医生。另人则是从县丞到六部官员的各级官吏，其中包括两位公侯和三位皇族。[9]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以西方近代科学为敲门砖，很快得到各方人士的尊敬和信任。与之交往的士大夫并不把他们看作是“禽兽”、“夷狄”，而是以儒家的文野之别的标准，将他们纳入“善人”、“异人”、“有道之人”之列，尊称他们为“西儒”。徐光启说：利玛窦入京后，“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所未有。”[10]乾隆四年编撰完成的《明史》，在“意大里亚传”里介绍利玛窦，称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另据考证，艾儒略在福建一地交游的士人更多达人，其中36人为朝廷命宫，其余多为地方缙绅。[11](18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市市委党校院内)

据法国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神父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统计：年，中国共有多名天主教徒，其中一品大员14名、大学士10名、进士11名、秀才名，另有多名皇亲国戚、40多名宦官。康熙年间，由于康熙优渥传教士，并将大量学有专长的传教士引进京城，供职宫廷，成为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至康熙末年，来华传教士总计多人，而康熙一朝来华传教士近人。

从利玛窦来华到康熙去世前，年间，传教士来华越来越多，接触面越来越广，中国天主教徒爆发式增长。传教士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自然在士大夫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汤若望画像

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天主教”条，盛赞西洋历法精密，胜于“大统历”，提及来华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罗雅各、王丰肃、阳玛诺、汤若望11人，并道“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一句“好异者咸尚之”，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接受了传教士所输入的近代西方科学。

从宋代到明末，士大夫一直崇尚空疏的理学，不切实用，无补民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的可怜。”西学东渐，近代自然科学输入，激起许多士大夫兴趣，一些士大夫转入经世致用之学，研究天文历算。其中最典型的是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投师利玛窦，学习欧洲数学、天文学。对此，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其所著《畴人传》卷44“利玛窦传”里说：“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矫然自异也。”意思是在传教士讲究实学的引导下，中国的一些学人改变了空疏的学风。民国天主教神父、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负责人徐宗泽在所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绪言中，更指出西学输入之意义重大。他说：“明清之际，西洋科学输入我国，我国学术界顿呈一异彩焉。其输入介绍人，为天主教耶稣会士，其最著名者，为利玛窦耶稣会士等，我国学者则有徐光启等，其输入之科学，有天文、历算、舆地、炮铳、水利基格物致知之学。此种学问，不特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其所以致此者，葢当时儒士所谈者，仅一种空疏之学，而于实用之学，盲然未知。今西士忽输进利国利民之实学，士大夫之思想，能不为之一新，而吾国人今诵其著述，亦能不油然而生景仰之心乎?”

《崇祯历书》

明末清初天文历算学家王锡阐说：自徐光启翻译西书，修成《崇祯历书》后，该书“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12]。阮元《畴人传》所收天文学家，发现民间天文学家在历代天文学家所占比例分别是：唐代6%，宋代7%，元代18%，明代38%，清代80%，由此说明至明末清初，中国天文学重心已经由官方学者转到了民间。[13]

清初顺治年间，废除“大统历”，改行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大进步。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编著的历书，是当时全面介绍和引进西方天文学的著作。它的颁行，标志着欧洲天文学理论已被我国吸取和利用，使我国的天文学从传统的旧式体系转向了西方的近代天文学体系，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从此，我国的天文学逐步走上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道路。而穆尼阁编著的《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新表》，由于查对方便，实用性强，很快被用于历法和各种测算之中。

汤若望编《西洋新法历书》

年，康熙帝令梅谷成、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编写天文算书，要求将已经传入和新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和中国本土的数学著作，一并整理编排刊刻。年，编成53卷，康熙赐名《御制数理精蕴》。这部书把利玛窦以来传入的西方数学和中国古代数学全部编入其中，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部足以代表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全书分上编5卷、下编40卷、附表8卷，计53卷。该书编成后数次刊刻，对清代数学的发展和应用产生较大影响。在西方数学输入的推动下，中国产生了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等卓有成效的数学家，有力推动了我国数学的发展。

清宫藏《御制数理精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康熙的支持下，西医西药在中国逐渐得到传播。随着西医西药的传播，一些著名医学家，包括康熙时期的王宏翰、乾隆时期的王清任，都开始接受西方医学，常与传教士研讨西医，行医时也中药西药并用。王宏翰刊刻的《医学原始》一书，大量采纳了艾儒略、高一志、汤若望等人传播的西方医学知识。王清任撰著的《医林改错》，许多内容是用西医纠正中医的错误。

据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统计，至年间，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等来华耶稣会士所译西学书籍约计部。其中，关于天主教教义类部;数学、天文、物理机械、医学等科学技术类部;哲学、教育、地理等人文科学类55部。[14]

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教，他们向中国输入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是“学术传教”，以此获取中国士大夫的尊敬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力图以此证明，这些科学技术发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够发展出这样的科学。同时，包括利玛窦在内的传教士，在介绍和应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时，往往夹带着宗教说教,以便让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但是，正如李约瑟所言，“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5]

科学精神是现代化的基础。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虽然步履缓慢，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微，但毕竟开始起步。这种起步，实际是中国追步世界近代化的开始。著名近代史学家郭廷以先生对此评论道：

“经明季数十年的接触，益以康熙皇帝的躬亲倡导，‘一时求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西洋文化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设若就此下去，中西的了解必然愈深，中国的情势自大不同，中西关系亦大为两样，不只误会可免，冲突也可能减少，中国的近代化也可能顺利达成。”[16]

但是，历史给予了中国追步世界，向近代化迈进的契机，中国是否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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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年，第页。

[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4-95页。

[3]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见徐宗泽辑《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年，第-页。

[4]赵翼：《簷曝杂记》卷二“钟表”，中华书局年，第36页

[5]，李光地：《榕村语录》“理气”，中华书局年，第-页。

[6]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见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年版，第9-10页。

[7]李之藻：《刻职职方外纪序》，《增订徐文定公全集》卷六所附《李之藻文稿》，第12-13页。

[8]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第19—20页。

[9]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10]徐光启：《跋二十五言》，载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年12月版，第87页。

[11]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年。

[12]王锡阐：《晓庵新法》自序，见《守山阁丛书》本《晓庵新法》。

[13]江晓原：《17、18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见江晓原、钮卫星著《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第-页。

[14](美)潜存训：《近世译书与中国现代化》，文献出版社，年。

[1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6]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载《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6月初版，第29页。

（本文内容摘自白云涛著《天朝，失去的历史机会》，人民出版社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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