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震惊国人的河南省淮阳县粮损事件吗？你还记得轰动全国的淮阳县粮食局长雇凶杀人案吗？你想知道是谁捅开这起黑幕的吗？你想知道新闻背后的精彩故事吗？

回顾那起触目惊心的奇冤奇案，回味那段胆颤心惊的采访经历，西部老齐就是新闻亲历者，西部老齐就是“齐鸣”，西部老齐就是搅起这起新闻波澜的“操盘手”......

·再粗的大腿也要拧几下

怀着对家乡的眷恋，怀着在河南媒体施展拳脚的想法，年8月，我从广东商报辞职回到河南老家郑州，受河南城乡经济报之邀加盟该报。谁知第一篇报道，竟成了我离开河南的主要原因。

大概是8月中旬的一天，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认识了原淮阳县粮食局副局长李庚海的外甥女李晓英。她向我叙述了舅舅如何险些被人暗杀，杀错了淮阳县太昊陵博物馆副馆长霍进善的离奇故事。出于职业的敏感，决定与她一起去淮阳探个究竟。

记得那天下着雨，我开着自己的松花江面包车，拉上一位同事，我们三人风雨兼程赶到了淮阳县城。

在淮阳县西关李庚海的家中，他泪汪汪地向我们诉说粮损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他的家与郝瑞端的家仅一墙之隔，邻居反目成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李庚海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哥哥李庚辰是淮阳县老县长，侄子李虎是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队长。同时，他自己与淮阳县委书记李华亭私交甚密。李庚海明确告诉我，郝瑞端要杀他的原因是怀疑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和李华亭告了状。

当天，我们在李庚海家吃了捞面条。其间，我向李庚海提出了采访李华亭的要求。李庚海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的，你们记者胡说八道让他成了上访户，他恨你们记者屁都恼臭了。

记者有这么让人讨厌吗？一定要会会这个与我们为“敌”的下台县委书记。李庚海被我的诚意所打动，答应我去看李华亭，唯一条件是先不要暴露记者身份。

李庚海电话联系好后，我们驱车西华县城直奔李华亭家。也许当时太招摇，我的烂面包车上还贴着“新闻采访”的大字。距李华亭家两千米开外，我把面包车藏了起来，我们步行走到李华亭家门口。

敲开门，李华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头发稀少，脑门很亮。我在年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见”过他，当时播出的《仓储粮是怎样损失的》在全国引起轰动。

李庚海告诉李华亭，我是他雇的司机。可我衣服包着的相机露出了带子，被李华亭看出了破绽。他说，你是记者吧？我说不是！“什么不是？家伙都露出来了”。李华亭说完，“嘭”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

当时，我气得火冒三丈。心想：这样的县委书记一点涵养都没有，同行曝你光一点都不亏！

我敲门，他不开，只听他在院内大骂李庚海的声音，同时，也听到李庚海帮我吹嘘，说我是刚从广州回来的记者，是党员，当过兵，有多么厉害……

我忍气吞声大叫：“李书记，你这是弄啥嘞，到恁家门口了也不让进门喝口水嘛？”

一句“弄啥嘞”李华亭开了门。他说：“你当过兵？听你口音也不远哪，你是哪里的？”

我告诉他：“当过兵，比起您是新兵蛋子，离恁家三十里地太康县板桥哩！”

或许是战友，或许是一句乡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李华亭勉强让我进了大门，坐在院子中，开始了不是采访的“拉家常”。

像李华亭这样的领导干部，对组织的依赖性特别严重。他讲述了自己历时三年上访，往返北京、郑州之间，穿梭于国家有关部门的申诉经历，但他没有去过一家媒体去投诉。他认为中央电视台和河南电视台都定调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再敢碰这个话题，胳膊啥时候都拧不过大腿！

他还欣慰地告诉我：“现在不需要记者介入了，去年10月16日，朱*镕*基总理收到我的申诉信，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核实查处，我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啦！”

谈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报道，他沉重地说：“一篇报道可以断送一个人的一生，我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个节目播出当晚，国务院某副总理打电话给李*长*春书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说，这个县委书记一副官僚主义的嘴脸，还能胜任吗？还能用吗？随后在年元月17日，中央周口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了我淮阳县委书记的职务。我与媒体打交道都非常谨慎，没想到这次却栽在了中央电视台手上，我成了千夫所指的官僚，成了败坏国家财产的祸首，问题都捅到天了，我还上哪说理去？”

的确，在当时报章上都是淮阳县粮损事件和李华亭的负面消息，没有一篇粮损事件的真相报道。我问他还有没有信心把粮损事件内幕捅出去？“没信心，我对中国的媒体没信心，权威不过中央电视台，除非你是人民日报的，更何况你们小报小记者能拧过大腿吗？”李华亭摇头叹气地说。

我坚定地说：“虽然我是小报小记者，但我的新闻理想不小，挖掘真相的本事不小（吹牛），较量权威的勇气不小，我愿试试！”

李华亭是年入伍的老兵，他在我眼里就是老班长，军人的血性和情感，他决定让我碰碰“运气”，配合我做好采访，调查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坏官”......

第二天，我去周口市找到了我的战友范增玉，时任周口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我们俩相识于年10月，当时，我们去北京军区战友报社送稿，住在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同一个房间。他是年从郸城县入伍，在北京军区河北赤城某部做新闻报道员，我在北京军区炮兵北戴河某部做新闻报道员。两人都是周口人，都是新闻同行，交往一直没有中断。

范增玉这个名字大家不会陌生吧，年3月升任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正厅级）。年4月，因原铁道部刘志军案关键人物丁书苗，被北京一中院以受贿、贪污、诈骗三罪判处死缓。

当时范增玉告诫我不要参与周口的事，周口的水太深。李华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郝瑞端的势力太大，哪家媒体都不愿趟这个浑水，你我都是在部队做新闻报道出身，咱们几斤几两应该掂掂......

我说：“就是冲着在部队搞过新闻报道，我愿试试！”

·再恶的势力也要碰几下

既然主意已定，就开始紧锣密鼓地采访。没想到，采访的难度令人瞠目结舌......

在当时的淮阳县，可以说是李华亭和郝瑞端两股力量较量的“战场”。

采访李华亭安排的当事人和线索，大多说李华亭如何好，郝瑞端如何坏。采访了20多个当事人，他们的说法如出一辙。后来，我绕过李华亭的“眼线”，单独去了齐老、大连、刘振屯、四通镇、郑集几个乡镇，采访了上百人，对粮损事件进行深入采访，对电视台所说的李华亭进行了解。大部分采访对象说，李华亭平易近人，不是个赖官，为淮阳县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

可是，采访郝瑞端涉及的单位就不一样了。到淮阳县粮食局采访时，堵在大门口不让进。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几个警察很不友好地查记者证、查身份证，查为啥窜到淮阳采访。好则有李华亭的内线做接应，派出所的领导这次真是友好地把我们送上车。

这次很幸运，到大连乡粮管所采访就让人窝心。进粮管所采访很顺利，出粮管所时，我的面包车挡风玻璃被砸烂，四个轮胎上都有钉子。报警，警察出警说查查，粮管所的人都说不知道。后来，我花了元找来一部车，把真正的“烂面包”送到淮阳县城一家汽车修理厂。

有一次，我们去淮阳北关喝焦鱼汤，被五、六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团团围住，先摔碎饭碗，再掀翻桌子。老板拎起菜刀要与这伙人拼命，我们外围的几个“保镖”（当地的几位朋友）也冲了过去，才躲过这一劫......

在往后的采访中，我们的车辆和人经常被盯梢，甩“尾巴”也用尽了浑身解数。晚上不敢住在淮阳县城，不管早晚都要赶回周口市平原宾馆。因为这是周口地区行署的招待所，我们就看上了那里的治安好。

我们还变换不同的车辆，包社会车辆进行采访。整个淮阳县城都知道有记者来了，县上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记者来采访一律不让进门，谁接受采访谁负责任。

不管怎样，在当时提心吊胆采访、绕道迂回采访的情况下，总拿到粮损事件雇凶杀人的第一手资料和证据。不管怎样，我们在淮阳能保住命已是万幸了。

采访郝瑞端更是困难重重，年6月8日，潜逃罗马尼亚数日的郝瑞端在郑州新郑机场被淮阳警方拘捕，后一直羁押在沈丘县看守所。

我们到公安采访，公安说移交给检察院了；到检察院采访，检察院说移送到法院了；到法院采访，法院说又退卷给检察院了。按照刑事案件的程序，在没有审理终结之前，一般是不让媒体介入的。

大概是年8月底，我与李华亭谈到采访不到郝瑞端的苦衷，他说可帮我想办法。第二天上午，李华亭告诉我到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一位庭长前去沈丘县看守所。

到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这位庭长办公室后，他反复打量我，眼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让我很纳闷。

在去往沈丘县的路上，这位庭长对我说：“我找了一身法官制服，你凑合着穿吧，进看守所时你不要说话，你现在的身份是法官。”

就这样，我冒充法官进了沈丘县看守所，在提审室见到了郝瑞端。庭长提审完后，给我留下了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

郝瑞端带着脚镣手铐，精神非常好，白色的衬衣很整洁，头发也梳得油光发亮，一看就是个讲究人。当我亮明记者身份时，郝瑞端显得异常激动。他说：“我的记者朋友很多，人民日报的XXX、中央电视台的XXX等等，我完全是被李华亭陷害的，我是河南省粮食系统的模范，是淮阳县经济改革的功臣......”

他向我叙述了粮损事件不一样的版本，他认为是李华亭的官僚主义和四通特别试验区的错误做法，导致了国家仓储粮的重大损失。对于雇凶杀人之事，他一直强调不知情......

仓促的采访结束，给郝瑞端拍了几张照片。当他起身站起的那一瞬间，当听到脚镣撞击地板声音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忧伤、很凄凉、很怜悯，真想放弃这次采访计划！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稿子，个人感情色彩比较浓，不客观中立，完全被郝瑞端的负面素材带进了死胡同，片面地倾向李华亭一方。各方话语缺失，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缺乏对特殊采访对象的尊重。这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大耻辱，这也是我心中永远的愧疚！

很多年后，几个朋友问我，李华亭给你多少好处？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没要他一分钱，没喝他一杯酒，没抽他一根烟。就是在年10月，我给时任周口市民政局党组书记、民政局长的李华亭打电话，让他帮忙安排我外甥去新疆轮台当了兵，这也是我唯一求他办的一件事。

·再严的监管也要捅几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我把粮损事件和雇凶杀人案串联成稿，共计一万多字，稿件能不能刊发又成了新问题。当时的省宣传主管部门明确指出，凡淮阳县粮损事件的报道一律不准刊发。

河南城乡经济报的领导遗憾地告诉我：“你这次可能白辛苦了，稿子有可能发不了，但也给你算任务。”

记者最悲催的事就是毙稿，更何况是冒着生命危险采写的稿件，我确实有点想不通。

本报发不了，我就采取外省突围，就把这篇稿件投给了《河北政法报》，该报在0年8月12日用整版的篇幅予以刊发。在全国影响很大，有30多家法制报转载此稿。

0年8月9日，“禁令”先从内部攻破，在省宣传部某副部长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郑州晚报的主管领导。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看完稿件当即拍板刊发，因为郝瑞端雇凶杀人案已在8月8日开庭。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郑州晚报与大河报正在争夺省会的市场份额，需要重稿吸引读者的眼球。

0年8月10日，郑州晚报在《特别报道》栏目中重磅推出。在当时郑州晚报的影响力很大，接下来有多家报刊转载此稿。河南日报子报河南农村报也在0年8月15日掐头去尾转发了此稿。

河南城乡经济报看到本报记者的稿件被兄弟报刊发，已后悔不已。当即撤掉8月11日的部分稿件，比郑州晚报晚一天见报。见报时还冠以独家内幕报道，还在一版导读中这样写道：“本报记者齐鸣两个月就对此案做了详实的内幕调查，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背景资料。”

就这样，省宣传监管部门的“禁令”被突破了，形成了先从省内开花的局面。当时的河南舆论宣传环境相对比较好，大河报的崛起就是得益于舆论监督报道。

在当时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非常原始。比如，郝瑞端雇凶杀人开庭的信息，是我在15天前获悉的，我就写了一篇简单的“通稿”，打印装信封寄往多家报社。0年8月8日，形成了全国各地百家媒体记者云集周口采访庭审的“盛景”。

在郑州晚报刊发稿件不久，河南某行业报（现已停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河南省淮阳县粮损事件真相》一文，直指我的文章失实，当时正处于郝案庭审没有宣判之际。这家发行量不过几千份的报纸，却大肆扩印报纸，在郑州市区和周口市区广为散发。后来，我将这家报社起诉到法院，因为他们的后台比较硬，法院不予受理，气得我与法官干了一仗。他们又通过省有关部门向我施压，报社也做我的工作不要再告。之后，又有朋友找上门做我的工作，想在河南混就多交朋友，少树仇家！

一天，河南省文联的一位领导，也是我多年的朋友，邀我到郑州金水路花园酒店吃饭。席间有几位陌生面孔，当介绍是某行业报的几位领导时，我感到很惊诧。当时，我的脑子全乱了，迫于老朋友的面子，迫于我在郑州孤立无援的处境，迫于争个高低又如何的意念，我闷闷不乐地喝了几杯酒，就这样与他们“握手言和”了......

这篇稿子在全国广泛传播后，我的日子越来越糟糕。每天有十几个“要人头”的陌生电话，每天都有陌生人到报社找我，每天我的车后都有“尾巴”......恐吓、恐惧，把我逼成了“精神病”。出门之前观察周边动静，回到郑州出租屋的路上玩“迷魂阵”；白天不敢走马路，晚上不敢外出活动。也许是采访郝瑞端雇凶杀人案涉案太深，也许是害怕灾难降真临到自己头上。我的性格不怕事不怕死，但因为一篇稿子死于非命，也有违自己做记者的初衷，没有了青山，何谈有柴烧呢？总之，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强烈想法：离开郑州，离开河南。

当时，李华亭建议我去澳大利亚，他儿子在澳有一农场可帮助我生存。我对李华亭说：“我不懂外语，也不懂农活，在国内都混不下去，出国更是白扯！”

“犯事”的河南人有个“习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必选新疆。因为那里遥远边陲、地大物博、人烟稀少，便于“藏身”。到新疆去，到西部去，才有了“西部老齐”这个网名。

1年5月的一天，我坐上绿皮车离开了中原故土。到乌鲁木齐后，因这篇稿子与新疆法制报总编辑蔡宇知先生结缘，他盛情邀请我加盟新疆法制报。蔡总前几天刚去世，很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很感激新疆法制报这个平台，很感激新疆这片热土。在这里我开启了新生活，在这里留下我在新疆新闻界的精彩一笔。

这就是一个老记者的悲哀故事，这就是一位传统媒体人的悲惨命运，这也是传媒从业者的生活写照，这也是新闻理想的一曲悲歌......

附图：河南淮阳粮损事件惊天大案

——原河南省淮阳县粮食局局长郝瑞端犯罪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