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深度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肇始，到如今已经历30余年的发展，其间有高潮，有低谷；有初创时的草莽，也有黄金期的辉煌。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大量媒体的深度报道部门被裁撤，调查记者大量流失，有业界人士称，这已经不是纸媒的黄金时代，当然也不再是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对新京报深度报道部来说，却从无被裁撤之虞。自年11月新京报创刊始，历经多次改版，部门调整，甚至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深度报道部一直以核心部门的地位而存在，而新京报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深度报道之上。

新京报的深度报道历史

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印在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揭示了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的惨痛现状。这篇稿件，也定调了此后新京报深度报道的方向——发现社会问题，揭示真相。

此后一段时期，新京报深度报道部陆续推出了多篇颇具分量的报道。如嘉禾强拆系列报道，对湖南嘉禾县违规强拆，民怨沸腾的现状进行披露，最终国务院废止了旧拆迁条例。“新圈地运动”系列报道，是在新拆迁条例尚未出台，“新圈地运动”又侵袭农村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多路记者赴山东、河北、安徽、四川采访，连续推出个案调查、政策解析和专家访谈。系列报道刊发一周后，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整治“增减挂钩”试点，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还有哈尔滨宝马撞车案调查，黑龙江省前政协主席韩桂枝等一批官员在报道发出后不久落马；王亚丽造假事件调查，则使石家庄一批造假官员被追责。此外，深度报道记者在一些重大事件如汶川地震、天津爆炸、长江沉船、上海踩塌等报道中均可圈可点。

有高层领导比喻说，如果把新京报比作一架大飞机，深度报道部就是其中的一对翅膀。在新京报历年的新闻报道奖评选中，深度报道部曾连续数年包揽了年度调查报道奖、年度人物报道奖、年度新闻大奖等。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地位已被新媒体根本性撼动，人们更愿意选择“两微一端”获取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碎片化、浅阅读，这都影响着调查报道的传播广度。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的广告急剧下滑，也让各媒体重新审视出稿低、成本高并且风险大的深度调查，出于现实的考量，大量媒体的深度报道部门被裁撤。现在做深度调查报道，对于媒体机构和媒体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而在这样的现实下，新京报深度报道部的坚守就显得尤为可贵。新京报决策层认为，不管在什么时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最有效的监督手段莫过于深度报道。移动互联网在渠道和时效性上无可匹敌，但在内容方面，深度报道在深刻性、全面性上有着一般报道无法提供的信息内容。因此，扶持深度报道部，推出独家的、有影响力的报道，更是媒体的应有之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

深度报道的变与不变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京报的深度报道也在主动与被动中与时俱进，求新求变。

1.变化，在于思维模式的改变。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发布者，还像以前那样，抱着一个选题慢慢磨，十天半个月出篇稿的模式已被摒弃。深度报道也因此需要求“快”求“新”。

“快”体现在，同样的选题，在App上推送，早一秒就是胜利。以山东援鄂医师张静静去世报道为例，此前在张静静心脏停跳、医院抢救时，记者已开始介入，提前整理了大量素材，张静静去世消息传出后，记者即与远在塞拉利昂的张静静丈夫联系采访，又采访了张静静此前的同事、同学，快速推出了一篇人物报道。

“快”还可以成就独家。移动互联网时代，能操作一篇独家的热点新闻，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但如果一个事件刚刚有些萌芽，就能敏锐判断，快速反应，就极有可能占得先机。以孙小果案为例。最初发现线索后，部门即安排两名记者，一名现场探访昆明扫黑后的娱乐场所现状，寻找与孙小果有关的线索，确认此次被抓的孙小果就是当年被判死刑的孙小果。一名后方整合资料，查阅孙小果名下工商信息，此前法律文书，相关报道。第一篇三千余字的稿件半天即成稿，为国内独家首发。接下来，记者继续调查，确认孙小果改名为李林宸，发现孙小果实际出狱时间比法律规定的可能最早出狱时间还要早，推断出孙小果可能有两套身份，继续引领报道。

“新”则是角度，即使是热点新闻，也要寻找与其他媒体差异化的角度。一个独到的切入点和独到的视角，往往成为一篇报道成败的关键。比如汶川地震10周年时的报道，新京报独辟蹊径，专门有一篇写的是“猪坚强”的故事，以拟人化的口吻幽默诙谐地对这头震后余生的传奇猪进行了描述，事后证明，此稿的阅读率和转发率都大大高于“一本正经”的报道。

2.变化，在于编辑意识和读者意识的改变。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写什么，编辑编什么，读者看什么，读者一般对内容是没有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从业者就要懂得读者心理，写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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