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箭头指向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中国电视媒体作为执政党的宣传机关，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三大任务(郭镇之，:27)。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极其昂贵的新闻媒体，电视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这使得以财政拨款作为电视台主要收入来源的政府资助模式从年开始出现松动，在中宣部的正式批准下，电视台开始将商业广告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方向。从年开始，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正式超过政府拨款(罗艳，:)。至上个世纪末，政府拨款在数量上已无法与产业性收入相比，成为纯粹的政治符号。经济上的逐渐独立，使得电视台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区域合作增加、节目形态多样化、中央控制力度削弱……电视不再只是执政党的宣传工具，而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意涵”（Yu,:70)。市场经济带来的经营方式上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电视（尤其是电视新闻）带来了作为专业性力量参与乃至推动政治变革的机会。 　　总体上，尽管考察的历史时段不同，但研究者（Hong,; 　　Huang,;Sun,;Yu,;Zhao,)基本就如下观点达成了共识：第一，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是一个滞后于并受制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过程；第二，商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电视新闻改革营造了更大的空间；第三，受众需求因关涉执政党的群众基础而越来越多地得到关照和满足。例如，赵月枝(Zhao,)对20世纪80-90年代产生较广泛影响的三家广电媒体机构进行了个案研究，并尝试探索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影响下中国广电媒体的去中心化趋势。Yu()对-年中国电视业的总体结构变迁轨迹加以考察，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电视的特征做出了概括，其结论对于90年代之后中国电视业的结构与功能仍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洪浚浩等()对中央电视台（CCTV)历次改革的基本内容做出梳理和概括，认为执政党对媒体的宽容程度往往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升而提升，而中国电视业的改革往往呈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流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Zhu()通过对央视新闻改革中若干关键人物的深度访谈，第一次将电视新闻改革研究落脚于具体的电视新闻从业者，他认为中国电视记者对自身身份的集体想象——“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仲裁者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是推动电视新闻改革的重要因素。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电视新闻节目之一，《新闻联播》不但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多的观众人数，更时常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镜子”或“晴雨表”（Cody,)。自开播以来，中国政治变迁的“一举一动”莫不在这档新闻节目的话语和形态中得到或隐或显的体现。《新闻联播》于年1月1日开播，是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得以确立，成为引领中国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新闻联播》与改革开放同龄，伴随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以相当显著的方式参与乃至推动这一进程。鉴于《新闻联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对其进行个案研究是合理而必要的；而将《新闻联播》的形态变迁置于电视新闻与国家政治互动关系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也是研究者们的普遍选择(Xu,;艾红红，;常江，)。此外，Chan()对《焦点访谈》的个案研究也基本遵循这一思路。 　　本文从现存史料出发，采用新社会史（newsocialhistory)的研究方法，对《新闻联播》——中国最重要的电视新闻节目之一—进行个案研究。新社会史首要 　　作为固定新闻栏目的《新闻联播》于年1月1日开播，但作为一种新闻生产形态的“新闻联播”，早在中国电视诞生之前便已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广播事业局于年4月1日公布《广播事业局关于各人民台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规定》，要求各地方电台必须联播中央台7时（或7时45)和21时的两次新闻节目，以及21时15的新闻评论节目。年，中宣部又转发《广播事业局关于组织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承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集体记者的决定》，规定地方台记者有为中央台采集并供给重要新闻的职责。这一新闻生产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以一系列行政法规的形式，扩展到电视新闻领域，各地方电视台、转播台、电视差转台和有线电视台必须以专用频道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的节目，并禁止在转播过程中以任何形式中断节目或插播自办节目与广告(艾红红，:-)。 　　基于此，年《新闻联播》的诞生，其实是电视新闻在内容生产上对执政党建立全国电视广播网的配合。早在年，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便已经开始在地方电视台的协助下试办可供全国电视台联播的节目，名为《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于每晚19时播出10-15分钟。囿于落后的转播技术，“联播”的影响力十分微弱，电视机普及率很低，至年年底全国只有46.3万台电视机（数据为当时的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统计；转引自郭镇之，:),因此所谓的“全国电视网”实际上仍与文革前一样，仅能覆盖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年“正名”开播的《新闻联播》其实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以往的晚间新闻没有什么分别。也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确立了自身作为全国电视广播网核心机构的地位。至年，《新闻联播》基本形成了固定的节目形态和播出方式，成为各地方台追随和模仿的样板。 　　《新闻联播》在电视新闻领域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在-年间逐渐确立。首先是年4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广播事业局明确规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电视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全面强化“联播”的本质特征。其次是年9月1日，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共中央将重大时政新闻的发布时间从以前的20时提前至19时，即由原来的首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发布，改为首先在《新闻联播》发布(杨伟光,:)。至此，中国最高政治权力完成了对一档电视新闻节目的“赋权”，使之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不同于一般新闻节目的独特政治意蕴。这一政治资源，至今仍是《新闻联播》在国内同类节目中最重要的竞争力来源。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电视新闻的专业化征程，也要在政治系统为其限定的活动范围内进行。二、节目形态的全面探索- 　　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的传媒政策一直有着鲜明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t)色彩(Zhu,:14)，大众媒介在内容和社会功能上的变化“始终将政治标准作为自己的内核”（SemseU:xiv)。从年到年这段时间，是《新闻联播》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全面探索节目形态的时期。总体上看，无论新闻报道的语态还是种种可视化的形态，均明确呈现出《新闻联播》作为执政党最重要宣传工具的政治自觉。 　　首先是“播音员”作为电视新闻有机构成元素的全面制度化。《新闻联播》延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初创期的基本播报形态——记者在新闻现场采访并拍摄画面，由编辑根据记者带回的素材配写文稿，再由新闻播音员在节目中朗读出来。播音员并不从资深记者中产生，而有着另一套相对独立的培养体系。对于播音员来说，汉语普通话的规范、语音语调的庄重、朗读稿件的准确以及着装形象的严肃是最为重要的业务素养，这些确保了“信息的传递沿着一条严格控制的路径”完成，“最大限度排除任何含混性或可能性的阅读多义性”（许家彪，:76)。在播音员身上，作为政治符号的仪式性功能要大大超过作为新闻节目构成元素的专业性功能。 　　其次，在新闻编排上，严格依照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秩序的规划安排内容。新闻编排原本只是安排内容播出次序的技术问题，却在实际操作中被政治的“集体无意识”所左右，成为强化既定权力结构的话语策略(vanDijk,)。不同新闻新闻价值的确定，在多数时候是新闻事件本身的显著性和事件或人物在政治语境下的重要性综合影响的结果。如TUChman(:37)所言：“新闻网是在错综复杂的责任关系中得以稳固的，由带有繁文缛节色彩的编辑机制所操纵。”具体来说，从年7月开始，《新闻联播》形成了国内时政要闻、国内经济要闻、典型人物与事迹报道、科教文卫短讯、国际新闻五个比较固定的版块，且基本保持稳定的播出次序，与报纸、广播相比，“是较为呆板的”（杨伟光，:)。作为中国政治秩序在新闻生产领域最重要的体现，《新闻联播》的编排方式至今仍基本保持着80年代的形式。 　　最后，在报道内容上，十分重视对国内各个地区的新闻覆盖。一方面，从年7月1日第一次改版开始，《新闻联播》就不断缩短单条新闻的长度，从而在30分钟的节目时段里播出尽可能多的新闻。年全年，《新闻联播》共播出条新闻邀玉明，:)，至年，这一数字升至条(杨伟光，:)。超过3分钟的单条新闻越来越少，而在五六十年代十分常见、动辄七八分钟的“新闻影片”几乎绝迹。几十秒到1分钟的简讯成为《新闻联播》最常见的单位形态，这确保了在数量上足够支撑各地新闻的呈现。另一方面，年4月13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明确做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提供新闻”的决定，在制度上确保了《新闻联播》覆盖地方新闻的能力。《新闻联播》在报道内容上力求尽可能覆盖广袤的国土，这是对“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电视广播网”（郭镇之,:)的有意识的建构。这一无形的网络在技术上由全国微波中继传输系统和卫星通讯系统实现，内容和制度上则主要由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央视新闻栏目保障。 　　总体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闻联播》在既定政治秩序的指导下，形成了以播音员制度、固定编排风格和覆盖全国的新闻简讯为基本特征的新闻生产模式。这一模式在这档节目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成为当代中国电视新闻栏目的基本形态，为全国各地的电视新闻栏目所效仿。三、凝滞的庄重（-) 　　20世纪90年代普遍被研究者视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创新的年代。 　　年10月，中央电视台编委会正式提出电视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播出次数、实行滚动播出、提高新闻时效、扩大报道内容、増加现场采访报道等(杨伟光,.)。随后，《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先后问世，以及《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的风靡，将电视杂志、舆论监督、深度报道、专业主义等概念全面注入中国电视新闻生产的肌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亦反过来作用于长期主导电视新闻生产的政治系统。例如，自《焦点访谈》开播以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曾亲自打电话给相关部门，督促其解决节目中曝光的问题(H〇ng，:43)。市场经济和传媒产业的发展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上述两个节目的制作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也被赵月枝称为“央视新闻中心内部的经济特区”（Zhao,:)。 　　不过，9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最终只体现在少数新创节目上，并未对整个新闻中心的基本生产模式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当《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形态开始缓慢扩散至地方电视台，电视新闻杂志、主持人、连线报道和直播等报道形式开始被广泛采纳时，老牌晚间新闻节目《新闻联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整个90年代，始终延续着上一个十年里所形成的稳定形态。从年3月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将除《新闻联播》之外的全部新闻节目由录播改为直播，而《新闻联播》直到年才基本实现直播。由于全国电视新闻节目已普遍采用直播方式并不断完善即时播报机制，《新闻联播》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首发权”受到了冲击，除官方文件和律令的正式发布外，《新闻联播》已不具备时效上的优势。 　　市场化和产业化浪潮中的90年代，也是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兴盛发展的年代。一方面，相比电视新闻，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节目不但在内容上受到较少的限制，且享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总体趋势是“内容越非政治化，电视台所能享有的经济自主权就越多”（Zhao,:)，故各电视台对电视新闻领域的改革大多存在不甚情愿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电视与观众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量娱乐性和服务性节目建构了电视观众作为消费者的新身份(Xu,:)。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电视新闻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新的媒介环境使得电视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削弱了电视新闻在电视节目中的独特地位。而《新闻联播》依赖政治资源，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新闻栏目；但积年不变的报道风格与编排方式，已经使得这档节目演变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治符号，在电视新闻改革的十年里，《新闻联播》的“不变”成为了政治秩序稳定的标志，它充分折射出在政治系统的强大影响下，电视新闻的变革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势必要以平缓的方式进行。四、改革进行时（-) 　　如果我们将-年视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启动时期，那么年开启的第二个十年，大致可被视为改革的“深化”或“攻坚”时期。互联网的勃兴及其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是这一时期电视新闻改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社会语境。互联网对电视新闻构成的冲击不止体现在时效性等“硬标准”上，更体现在对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新闻栏目的权威性解构上。正如艾红红(:65)所言，在网民的谈论甚至“恶搞”中，“曾经俯瞰天下的《新闻联播》被彻底对象化”；洪浚浩等人(Hong,:50)也称，《新闻联播》“因其机械僵化的形象而变得不受欢迎”。年，《新闻联播》开始明确提出“改革”（而非一般意义的“改版”），这一过程断断续续持续至今，并仍在进行当中。 　　首先是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转变。年3月28日，《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的报道，此后，各类行业工作会议报道被严格禁止，工作总结式报道被取消，每天的时政新闻总量也有明确限定。在这一政策指示下，年《新闻联播》的“两会”报道便较往年有很大改观：每期节目时长严格控制在30分钟以内，播发新闻条数也达30条以上，而年的“两会”期间，节目时长常达45分钟，播出新闻条数只有10条左右。与时政报道一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典型报道也在年开始出现变化，“杜绝‘高大全’的表现手法，注重展示人物细节，以小见大”。此外，这两类报道中，对同期声的使用也比以往增多了(赵化勇,:)。“十八大”后，《新闻联播》对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同期声播放在时长和强度上均大大超过以往的政治领袖报道。2在过去二十余年中，中国政治领袖的视觉形象主要由《新闻联播》等几个主流新闻栏目建构，上述举措，尤其是对同期声的大量使用，既符合电视新闻专业规律，同时也加速了政治系统和政治领袖的“去神秘化”。 　　其次是传统播音员制度的松动。这一趋势集中于-年，主要体现在若干具有丰富现场报道或现场直播主持经验的“记者型主播”加入《新闻联播》的播音团队。年康辉、李梓萌、郭志坚、海霞四位新主播的加入，使《新闻联播》的收视率、年轻观众数量和社会 　　最后是“《新闻联播》编辑部”的成立。《新闻联播》编辑部主要有策划、组织、编辑、编排和评论五方面的职能(赵化勇,:40-41)，这使得《新闻联播》（也包括《晚间新闻》）在内容生产上的自主性显著提升。从年9月开始，《新闻联播》在该部门的策划下对新闻编排、视觉风格、播报语言、新闻样态和新闻主播等方面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改版，为节目创办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鉴于《新闻联播》的高度象征意义，这些改版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电视新闻变革逐渐由技术、策略和手段上的调整转向模式、方法和理念上的转变(常江，:86)。年，《新闻联播》编辑部改组为“综合频道新闻编辑部”，其职权范围扩展至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的四档日播新闻栏0(新增《朝闻天下》和《新闻30分》U《新闻联播》的变革模式在制度的鼓励下，开始向其他新闻栏目扩散。 　　总体上，从年到年，《新闻联播》的内容和形态均呈现出了比上一个十年更加显著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既可被视为节目生产者审慎引入专业主义机制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也可被视为国家政治系统通过鼓励传统媒体变革新闻生产模式来探索如何建构新媒介环境中执政党形象的过程。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不难预见《新闻联播》还会有更多值得 　　本文梳理了《新闻联播》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旨在以这档具有独特政治意蕴的新闻节目为切入口，探索中国电视新闻作为符号化政治仪式的形态变迁规律。 　　一般来说，作为中国传媒系统的一份子，中国电视并不具备相对于政治系统的独立地位，其职责在于维护“社会的标准化”（Zhu,:14)。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系统的变革过程在媒体领域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大众传媒从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向执政党合法性身份的维护者转变。用何舟(He,)的话来说：媒体扮演的角色由党的喉舌转变为“党的公关公司”。基于Carey(:ll-28)的“传播仪式观”，结合中国的特殊语境，不难发现电视新闻通过再现、维持、适应和扩散既有意识形态框架而确保政治变革在总体上处于执政党可接受的审慎与渐进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视为新闻业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出的反应，即电视新闻生产模式的专业性程度会随着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加深而增强。电视新闻在形态上的变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投射到大众传播体系内的一种符号化的政治仪式，一如有学者(Hong,:52-53)所言：“中国媒体与其说是社会的折射，不如说是政治的折射……绝大多数变革都反映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 　　从《新闻联播》朝向专业主义的改革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国家政治系统对电视新闻形态的影响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和受众需求的作用并不显著，这有别于一些研究者(PugsleyJia，;Sun，;Zhao,)的结论。上述情况与《新闻联播》在中国政治传播生态中的独特地位及其母体中央电视台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联播》内容和形态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恰好与“文革”后政治体制变革思潮的两个高峰相契合。而20世纪90年代勃兴的市场经济和传媒产业化过程为新闻生产注入了活力，由于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背书，因而并未直接体现于《新闻联播》这档节目中，而更多在《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等新栏目中。但即使如此，这些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批评报道和深度报道为特色的电视新闻栏目，在进入21世纪后，面对日趋收紧的媒体政策而逐渐转向保守(Chan,)。 　　《新闻联播》作为兼具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个案，为我们透过电视新闻形态变迁、考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切入口。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联播》因其“正统性”而位于新闻改革最难触及的“核心地带”，因此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可以让改革的支持者看到“最难之处”。 　　《新闻联播》持续不断的形态修正和再结构化，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从业者在特殊新闻媒介体制(Lee,:62)下的典型焦虑，以及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力。《新闻联播》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业，似乎始终处于“持续的革命”（Zhu，:)状态中，跟随政治风向和审查制度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生产运作方式。 　　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专业主义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中积累的专业理念并不会因为：治风向的转变而消失，而会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永恒的印记。另一方面，尽管不少研究者认为商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为新闻业的改革开辟更大的空间，并主张市场竞争总会对主流意识形态起到削弱作用;但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若干一度令人鼓舞的新闻节目全面转向保守的过程，以及本文对《新闻联播》的详细考察来看，市场在促进媒体改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但十分有限，而且往往要做出很多不可避免的妥协，最终甚至可能加速媒体内容的去政治化。注:本文来源于《国际新闻界》年第5期，作者常江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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