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

年，在广州国际商品交易会所举办的“美在花城博览会”的“无痛穿耳”的档口，围观者颇为惊奇。

“安哥天生就是老百姓。”“安哥是全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哥是南方摄影圈大哥大。”“安哥因为个性而自觉地归入摄影之正宗：街头、民间……”这些评价勾勒了安哥的诚恳、善良、狡黠、有趣的个性，也自有其深意。无论如何，中国80年代以来的摄影绕不开这个叫“安哥”的人。今天，我们跟着陈小波老师的访谈来看安哥结图纪事！

年，广东五华县政府为深圳特区的工厂招募女工。

从公共摄影到公民摄影

陈小波：在中国摄影界，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公共摄影”到“公民摄影”转型的代表性人物。甚至你认为以前的新闻摄影都不是“公共摄影”，实际上为“公关摄影”。

安哥：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以前的新闻摄影,改革开放以前的吧,好多都是“公关摄影”。包括以前的《人民画报》等刊物都是，它是为政府为政治服务的。香港政府也有这种刊物，像《政府年报》，拍的很漂亮。

陈小波：其实西方国家也应该有“公关摄影”。

安哥：对，都有的。包括为白宫服务的一些专职摄影师拍的都是“公关摄影，仅服务于某个团体。战争时期，包括日本啊美国啊的媒体也大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但是从战争转变到和平年代，新闻要回归到新闻的本质上来。

陈小波：在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国照片大都是“公关摄影”……

安哥：基本上都是。70年代我们在西双版纳插队，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大姑娘，男生劳动的时候脱光了膀子挥汗如雨的，那种肌肉那种青春，生动的漂亮的……唉，无法形容，就没有人去拍，有人要拍片子就都让我们穿回整整齐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坐在那里。那时候《解放军画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来采访过。被采访时，我们拿着小凳子摆了姿势坐院子里，动作都是摆的。那些为政治服务的照片和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那时的教训是：生动的东西不拍，生活的不拍。

陈小波：你很早就开始玩相机，你那时候拍什么?

安哥：14岁时，我奶奶从新加坡给我家寄来一部相机。于是在我爸的指导下，我荣任家庭照摄影师。年，在一次随学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周恩来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时，我跑上前，在他们的敞篷车前抓拍了一张。我继续追拍时，被保卫人员喝止了。照片晒出来后，同学和朋友都说比《人民日报》登出来的那张好。呵呵。

年8月份大串联开始，我与同学曾两次到全国各地去游历，拍了不少纪念照。

年回城，我到广州当工人，业余时间玩摄影。广州可以找到香港的《摄影画报》。那时候，总觉得报纸上的新闻摄影很假，又没趣，所以，喜欢风光摄影。那时候我和赵大军、薛永康(老摄影家薛子江之子)没事儿就在一起聊摄影。通过薛永康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广东老摄影家蔡俊三，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在广州和香港都曾经很有名。他家里有整套的70年代的《摄影画报》，内容以沙龙摄影为主，风光啊、纪实啊，布列松啊、什么都有。其实那时看沙龙摄影是有纪实这一块的，比如麦峰、邱良等。但后来沙龙摄影到了中国大陆就变成“大好河山”了。赵大军比我大一岁，他是北京工业大学学光学的，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镜头和胶卷的分析力，以及冲胶卷的伽马曲线等等知识。为我后来从事新闻摄影打下最重要基础的当然是我的生活经历和经验。

我认为：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是老百姓。比如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看似主要是领导的英明和政府的执行力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下情上达，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回城是因为我们西双版纳知青跪地请愿，游行，造反了，中央才派了刚被解放的好领导干部赵凡下来，他陪着知青一起掉泪，之后就去中央反映情况，并说服各地政府接收知青，这样才有了中央关于知青回城的政策。广东的知青那时候因为比邻港澳，70年代初香港又正处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时期，社会进步很快，也需要大量的工人。当时有点能耐的边民和知青都想办法偷渡，形成了偷渡潮。男的、女的都偷渡，以至于我回到广东找对象都很难了，长的漂亮点的都偷渡了(笑)。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刚被解放的广东省委的领导人习仲勋到深圳边防去看望被抓回的偷渡者，据说他问这些年轻人：“难道我们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好吗?”年轻人说：“真的不如呀。……”经过习老在广东深入的调研，他到中央反映以后，才有了深圳特区的开放政策……

记得在西双版纳，以前我们农场里，老的生产队一年才能吃两次肉，吃完都不消化，头天杀了猪，隔天就听厕所里都是拉肚子的声音(大笑)。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我们那里就允许私人养猪了。没过两三个月，两百多人的生产队里几乎每隔一个星期都可以杀一头猪了。私人一半，生产队一半，吃肉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老百姓的饭碗里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劳作中。

陈小波：可惜你说的这些都没用摄影能充分记录下来。

安哥：没有，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记录下来的。有感于我所经历社会生活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连影子也见不到，所以，我入行后有一个梦想：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去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见证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中反映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历程。

没有领导、没有高楼大厦，

只有老百姓的有趣事儿

陈小波：你这样的性格和认识进中新社进对了。中新社恰恰一直主张“民间立场”。

安哥：年，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复办，我的老师吴岳先生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和我一起去到社长张宝锵家。我终于“走后门”进入了摄影记者行列。那时刚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还在讨论新闻首先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为此争论了很多年。

我虽然入行晚，但也有晚的好处。我属于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当过知青，做过工人，见多识广，使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非常成熟，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身处与香港靠近的广东，很早地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媒体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以对当时闭塞的新闻宣传有着一种强烈的想改变的渴望。当时，北京的“四月影会”和广东的“人人影展”的成员都在积极开拓摄影的内容和形式，那一代摄影人非常渴望开阔眼界，渴望了解国际上摄影的发展状况。

一些南方的媒体也给我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展示空间。我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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