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24日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

第二年2月26日，一颗子弹结束了逃逸案主角张金柱的生命。张金柱生前当了二十几年的警察。

“张金柱案”一开始便被打上了“舆论监督”的标签，被激荡的民意势不可挡、横扫千军。

“我是栽在了记者的手上。”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前的哀叹，长久地回荡在这起案件的上空。

此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激起的冲击波，并没有随着张金柱被枪决而停止，反而引起了较长时间的争论，比如张金柱该不该杀、舆论监督与民意与司法审判的边界关系等。

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的代名词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张金柱”这个名字还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不过，这三个字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恶劣的形象，当然，它一般都与交通肇事(逃逸)案挂钩。

是什么让“张金柱”成为中国交通肇事逃逸的代名词?时间回溯到11年前。

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年10月更名为《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大河报)

新闻描述了前一晚一起恶劣的交通肇事逃逸案：在郑州金水区经一路路口，一辆牌号为豫A的皇冠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自行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苏磊被撞出好几米远，倒在路边，其父苏东海和自行车一起被卷入车下，汽车拖着苏东海狂奔。两位警察、行人、三辆出租车等在义愤之下，一起加入对小轿车的围追堵截，小轿车最后被一位武警战士强行拦下。这时，轿车后面已留下一条长达米的血路。苏东海被拉出后，几乎体无完肤，多根肋骨骨折，左耳外轮脱落，双脚后跟白骨绽出，而他年仅11岁的苏磊宣告不治……

《大河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惊人血案。此后，接连报道了市民的强烈反应，但没有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说“此人身份待核实”。

8月27日，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

年12月3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消息传出，省会市民奔走相告，案件引起万人瞩目。(大河报)

大事频仍的年，发生于中原地带的这起恶性交通肇事逃逸案，本不该成为全国舆论的核心。然而，随着媒体的报道、肇事者身份的披露与民意的被激怒，事情的发展很快进入了另一个轨道。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马云龙时任《大河文化报》的副总编辑，负责主持该报的新闻采编，张金柱案的新闻报道就是他主持、跟进的。接到市民对于该案的举报后，马云龙在第一时间派记者赶往事发现场，之后就有了这篇报道。

但当时马云龙并不知道肇事司机是谁。一次在复旦大学演讲，他讲述了当年的一个细节。

记者江华赶往事故现场后，看到了一个怪现象，交警来到肇事车前，向车主敬了一个礼，说：“哎哟，张局长，是你啊!”然后，交警将肇事车开进了交警大院，并锁上了大门，将记者拒之于门外。

8月26日，马云龙终于知道了，原来“张局长”就是张金柱。对张金柱，马云龙并不陌生。在此前的年，张金柱曾因为对中央电视台一起监督报道采访过程进行阻挠，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去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职务。

这一次，“舆论监督”的剑再次砍到张金柱的头上。不久，《南方周末》、《焦点访谈》也先后报道了对于此案的调查。张金柱案从中原走向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报社和法院不断接到市民的电话，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声音占据了上风，很快滑向了不可预知的方向。马云龙回忆说，被激怒的民意，又激起了更大范围的不满和发泄，张金柱被视为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成为公安队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已经超出了其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

于是，在法院审理期间，出现了壮观的场面：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近万名市民聚集收听。

年1月12日，郑州市中院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张金柱死刑。

年1月12日，郑州中院公开宣判：张金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付共计9.5万元的各种赔偿。(大河报)

内参也救不了张金柱

这个判决令马云龙吃惊。

庭审中检方认为，张金柱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张金柱撞人后还能驾车回到顺行道上，并在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驶过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丁字路口，能在障碍物前主动停车，在被打了一耳光后说，犯了法也不应该挨打，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有清醒意识的，应当知道车底下拖着人。

原告代理人称，张金柱具有33年驾龄，车底盘很低，车下拖拉着人和自行车，说一点不知道显属狡辩，为逃逸放任损害后果(苏东海重伤)的发生，是典型的间接故意犯罪。

张金柱辩解道，开车前饮酒，开车后酒劲发作，医院护理父亲很疲劳，血压升高，心脏病突发，一瞬间眼前一片漆黑，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造成交通肇事，不存在故意伤害的情况。

法院请教了有关心脏病、高血压方面的专家。专家认为，张金柱肇事后拖着苏东海逃逸时，根本没有心脏病发作迹象，其高血压属于二期，不存在脏器病变并影响功能的可能，也不可能出现意识障碍。

马云龙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

《刑法》有关交通肇事的法条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人命后逃逸，最高判处七年徒刑。按照交通肇事和逃逸来说，张金柱判刑的最长时间是七年。但新《刑法》中另外一条法令是，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情节恶劣，最高可判处死刑。

控方依照“张金柱具有33年驾龄，车底盘很低，车下拖拉着人和自行车，说一点不知道显属狡辩”，认为张金柱是故意伤害。马云龙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推理，当时车窗紧闭，张金柱在醉酒状态，能不能听到和感觉到，只有张金柱自己知道。而关于张金柱到底是否醉酒，案发时的交警并没有进行酒精测试。

马云龙上午听完判决，下午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内参，对法院的死刑判决提出了质疑。这份内参第二天就紧急发了出去，发给了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乃至省里的各级相关机构。1月13日，新华社河南分社也发了内参，题目叫做《张金柱罪不容赦、罪不当诛》，也对这个死刑判决提出了疑问。

年2月16日，河南省高院驳回张金柱的上诉，仍维持死刑判决。

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

十天后，张金柱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临刑前，张金柱哀叹道：“我是栽在了记者的手上。”这句话是真是假，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它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

年，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四年之后，一本名为《第一种危险》报告文学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替张金柱翻案的代表作，作者在肯定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之后质疑：倘若新闻本身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说是新闻杀人，我说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是我?”马云龙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该书的观点不够客观。作者采访了张金柱家的所有人，但是没有采访当事的另一方——报道方。

马云龙说，当年在对张案的审判进行报道时，他们恪守了在定性量刑上决不说三道四的原则，张金柱真正的死因不在于“新闻杀人”，而在于当时的非法治状态。他认为，实践证明，舆论监督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进程。

案子如何判，终究是司法的事。法学博士许永志在谈到张金柱案时说道：公众的愤怒仅仅是情绪的发泄而已，公众愤怒未必引发相应的司法宣判。他进一步阐述，法院能否进行合法判决，责任不在于记者写了什么样的文字，而在于法院自身。记者从来都没有权力命令法院怎么判。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能否抵抗干扰，法院有权力、更有责任按照法律的程序判案。

张金柱案突破了舆论监督禁区

对话《大河报》原副总编辑马云龙

张金柱案发时，马云龙的职务是《大河文化报》(年10月更名为《大河报》)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

自年8月24日晚上张金柱醉酒驾车、肇事逃逸，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马云龙指挥记者，对此案进行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

今年8月，65岁的马云龙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对于张金柱案，记忆仍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他说：“可以说，我们对张案的调查，比警察、法官都要细。”

“新闻杀人”简直是胡说八道

记：张金柱案一直被视为“舆论杀人”的典型?

马：这几年我发现，好多大学新闻系里都把张金柱案作为反面的案例，作为新闻干预法律、“新闻杀人”的案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在中国还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舆论监督都没有法律保障，就妄说新闻杀人，这让我憋了很多年的气，我认为这是欲加之罪。

记：在有关张案的报道中，大河报遵循了怎样的报道尺度和原则?

马：在整个张金柱案报道中，大河报不仅没有“过”，而且是极端小心，但确实有的媒体出现了我不同意的地方。8月25日，大河报发了第一篇文章。大约一个星期后，河南的其他媒体才跟进报道。但有一份报纸第一篇报道的调子就定得很高，发了一篇评论，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整个的报道中，我当时跟记者讲了三个原则：1.事实部分以法庭认定的证据为基础;2.量刑问题，媒体不要随便说;3.只就车祸来说事，不涉及张本人的其他事情。大河报的报道始终遵循着这三条纪律。

白衣人神秘，只能怪社会环境

记：有媒体称，当时张金柱的车上有一个“神秘的白衣人”?

马：这是当时拦截张金柱的八个人中的一个说的，案发时车上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白衣人。我也是很重视这个证据。据那个人第一次证词说，白衣人出事后下车走了。但第二次出庭时，他又翻供，说“没有看清楚”，随后拒绝一切媒体采访。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白衣人?直到张金柱被枪决，白衣人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本案很大的一个遗憾。

有人说，白衣人是一名高官，“不愿出庭作证”。《南方周末》还曾刊文，“神秘的白衣人哪去了?”，但此事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记：不了了之?

马：11年来，这件事情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张金柱撞人后拖行米，张当时的状态如何，白衣人应该最清楚。白衣人的证词对本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为了证实这个人，我做了很细致的调查。他们为什么喝酒，几个人喝，11个人喝酒都是谁，喝的什么酒，喝酒的地点距案发地有多远，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11个之中的一个，但相关机构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此进行取证。

白衣人的证词，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也是最大的谜团。现在想想，只能怪当时的社会环境吧。

“我认为是权力左右了判决”

记：张金柱案在当时为什么激起那么大的民意反应?

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检法干部违法犯罪，未经最后处理，不得直接报道，这是一个禁区。张金柱案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这个禁区，因此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警察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高。张金柱判死刑的背景就在这。当时，中央正在进行警风警纪大整顿，河南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张金柱案正好撞到了枪口上，甚至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记：张金柱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我是栽在了记者的手上”，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马：我不认同。在当时大环境下，我认为是权力左右了判决。张金柱被判处了死刑，应是法制不健全所造就的遗憾，但绝不是新闻杀人。外界只知道我们是张案的第一个报道者，却不知道我是判处张死刑的第一个反对者。那天中午听完法院判决，我下午就开始写内参。我认为法院认定张故意伤人，是一种推理，由此所导致的死刑判决，也是有问题的，应该找到所有的证人。新闻工作者在忠于新闻职责的同时，法治精神同样不能缺失，媒体也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

记：您认为媒体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马：还是我讲的那三条：证据上充分尊重法律认定的;决不要搞媒体审判，决不要在判决前说三道四，事后可以质疑，但应永远摒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论调;不要将个人好恶掺杂进来。这些在当前和今后的报道工作中依然很重要。媒体在进行敏感题材的报道时，应避免误导民意。

记：您怎样评价张金柱案的历史地位?

马：张金柱案及后来的孙志刚案、瓮安事件等，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媒体以一种独立报道的姿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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