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宣示实施宪政，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虽在形式上有所调整，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面上国民党党部和宣传部门由前台退居幕后，国民政府行政部门成为名义上的主管，但事实上，国民党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比过去更加严厉。其中，上海新闻党团会报便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务系统新闻管控的一个典型制度设计。

所谓“会报”是国民党实施党国体制的一项制度性规定。为“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处理特动问题”，国民党组设高度集权的“中央暨各级党政军联席会报”，构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领导体系。

年5月，上海新闻党团会报成立，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等多重领导，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中央社上海分社社长冯有真担任新闻党团书记，经费也由这些组织提供。

参加新闻党团各种活动的，包括上海各报社、通讯社中与党团有关的负责人，中统上海特派员处代表，上海市党部代表，文化宣传及教育党团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及新闻局代表，偶尔也有民间大报负责人。

由于上海地位特殊，新闻党团会报会议记录直接报送国民党中组部长、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以及国民党“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陈布雷。

新闻党团每周五通过固定聚餐活动，邀请沪市当局“报告党务、团务、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及异党活动”。如遇国民党中央要员莅沪，“即敦请出席指导”；通报“过去一周间时局发展及中央指示”；会报的参加者要就传达内容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上海发生重大事件时，秉承国民党中央立场和上海市党政要求，转达党团各报遵办，同时亦以个人名义，商请非党团媒体发表或不予发表；等等。

新闻党团就是这样一个上传下达、上令下行的国民党中层工作组织。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国民党中央的指令直接送达参会各报，而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体，无论官方民间，统统被置于党团的掣肘之下。

但是，上下通达的统制并没有产生一以贯之的效果。内战导致的社情民意失控绝非一个新闻党团所能制止，报界的分裂、摇摆和动荡，也非党团所能左右。

年“5·20”运动中，上海报界开始分化。因连续报道学运、工运消息，发表质疑政府的编者文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动用警备司令部命令《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三报于年5月25日停刊，30日又逮捕《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4人，国民党与上海民间大报公开对峙。新闻党团立即呼应，讨论决定：“呈请中央不准文汇、联合、新民三报复刊”，并要求党团各报“注意国际宣传，新闻报道，力求简单，并由吴(国桢)市长、冯(有真)书记商请大公报，勿撰写刺激文字”。

《大公报》在三报被封次日，由总主笔王芸生撰写的《保障正当舆论》作为短评发表，大意是：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正当舆论。

此时，新闻党团内外，分野清晰。党团各报对待中央“戡乱”方针，对待学潮工运，仍维持着一个声音对外，一种态度奉上。

到年，党团内部则是意见歧异，人心浮动，党团与党国的疏离倾向日益显现。新闻党团内在出现了消极戡乱声音同时，批评政府的激烈言论和对党的部门滥用职权的指责声也时有响出。这种批评声不仅来自党团成员，甚至来自作为党团书记的冯有真。

更为突出的是，在疏于履行国民党员职责的同时，新闻党团的“党员报人”们却强烈认同自己的报人身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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